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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在录取进士及诸科及第者三百余人外,又取科考十至十五次落第者一百八十余人并踢出身。后来对于在省试中多次落第的人另立名册上报皇帝,准许他们陪同考生参加试,叫做“附试”,称这些人为“特奏名”,这实际上决他们参加殿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属于特奏名的人,在附试最初是考论一道,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改为考问。特奏名的人数很多,例如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参加殿试的考生有八百四十人,而另外又有“特奏名”多型百余人。末代科举取人之宽实在可观。甚至还有这样的事:太宗时,有赵昌国上书要求应考百篇科,也就是一日之内亘作出百篇诗文。于是太宗允诺,为他出试题,拟了二十个令他以每个字为题赋五首律诗。结果他从早到天黑仅完成了十首,水平也不高。即便如此,太宗还是特踢及第,以劝来名皇帝这样优待考生,大规模录取考生,只能表明封建统治极力拢络中小地主中的知识分子。
宋朝人在评论当时科举取数量之大时,曾经赞扬这是一种高明的统治手段。唐朝科举士数量很小,所以有不少知识分子在不满朝廷的腐败政治时投入农民起义的反抗阵营中去。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就是一落第进士。而宋朝采取广开科举入仕之门,“碑人人皆有觊觎录取名额之外,又录取大量的“特奏名”,“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翩一官,老死不止。”显然,扩大科举取士数量,对于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的确是一种有效的办法。然面,过着寄生生活的封建官吏数量越是庞大,广大农民受到的压迫和剥削也就越是深重。
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在省试时还采取对考官的亲戚另行别试的做法,这与唐朝的别头试是一样的。北宋初年,凡国子监、开封府所举送的贡士中,如果与所举送的长官有亲戚关系,则由国子监和开封府互相考试。宋真宗以后,改为另选派官员主持这些人的考试,也称“别试”。宋仁宗时又规定,在地方举行州试时,如果州官的亲戚子弟是考生,或者考生离开原籍二千里地以外(若在二千里内,考生须回原籍考试),这些人另由转运使(官名,掌一路或数路财税,及监察地方官吏等职)主持其考试,称为类试,也称别头试,一般十人中取三人。宋仁宗时规定这种别头试也须用弥封、誊录,做法一如省试,一般七人中取中一人。
而因为赵祯这次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形式进行放榜,所以,陆垚也不知道,这次殿试的录取人数到底有多少,如果真的是几百人的话,这放榜的时间肯定也会持续的比较长。不过,根据之前的考试情况来看,这次参加殿试的大多数考生,应该都没有发挥的非常好,大家面对这种新形势的考试都是手足无措的状态,如果这样来看,最后能够通过考试的考生数量也不会太多才是。
正这么想着,陈晨找到了在正厅中的陆垚,表示苏轼、苏辙、曾巩已经到了陆府门口,要做什么不用多说,就是跟陆垚一同去看放榜。这种大场面,陆垚决定带着棠溪和陈晨一同去。
“距离放榜还有半个时辰呢,不用这么着急吧。”上了马车之后,陆垚问道。
苏轼说道:“你如果再等一会儿过去的话,那城墙附近连站脚的地方都不一定有了,之所以这个时候去,是因为马车现在过去还能停下。”
陆垚心说也是,像这种大场面,除了关心自己成绩的人之外,其他的百姓们肯定也是会去到现场看热闹的,所以,还是提前去比较好些。
等到马车到了地方后,陆垚一下来,就觉得苏轼之前说的话非常有道理。的确,现在城墙之下就已经是人头攒动了。而且,陆垚还看到了顾亮,他带领的一部分士兵自然是要维持场上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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