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零二章 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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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梁，陆府。

这几天可以说把陆垚累得够呛。从考试结束后，到殿试的中间一共有五天的间隔时间，而陆垚用了四天的时间，带着韩韫玉和曹菡完成了回门，虽说这个规距不得不遵守，但是陆垚倒是觉得，这几天自己过得还算是不错。除了在韩府和曹府有过短暂的不自在之外，和韩韫玉还有曹菡分别在汴梁闲逛的时间陆垚还是非常开心的。

而时间到了第五天，也就是放榜日。根据之前苏轼、苏辙还有曾巩所说，这次的放榜形式和之前完全不一样，赵祯选择在内城外城区交界处的城墙，对外公布这次殿试的最终成绩排名。

宋初，参加殿试的考生总有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落第，每次取中多少人由皇帝临时决定。有的人多次省试都通过了，却在殿试中被落第，不免产生怨恨不满，、这对统治阶级是不利的。据说有个叫张元的考生，因为多次殿试都落第了，一气之下竟然去投降西夏，这就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来了。至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更酿成考生闹事事件。这一年是著名的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知贡举，主持礼部省试。

欧阳修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很不满意当时的知识分子竞相以僻词怪句标榜，至使文风渐失淬朴。于是他通过这次科举考试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一切险怪奇涩之文”大加贬抑。在放榜时，被当时社会淮崇的所谓“文章之士”没有一个取中。于是这些人鼓噪起来，一伙浅薄文人还伺欧阳修上朝时聚众斥骂他，连街上巡逻的兵卒都制止不住，还有一些人给他写匿名信，闹得不可开交。这固然反映了当时文学艺术上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但从另一方面看，科举考试落第对考生的前途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当时逗留在京师开封的科举落第的举子常有六七千人，遇到国家有事不能正常举行科考时，就可能耽搁十几年找不到出路。据说有些穷苦书生由于殿试落第无力还乡而流落街头，甚至投河自尽。这些对维持封建统治秩序是不利的，因此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宋仁宗段式的时候便决定“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这个安抚措施保证了所有参加殿试的举子都能取得功名，这种做法以后就成为常制了。

礼部省试和皇帝殿试儿年举行一次，宋初尚无定制。宋仁宗末年曾规定隔年举行一次，宋英宗时又改为三年一次，但在具体实行时并不严格。

唐代以来，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若要得到官职，还须通过吏部的选试。宋代发生了变化，凡是省试、殿试通过以后，朝廷便立即授予官职。而且考在前等地很快就可以获得高官。例如仁宗朝，共开科考试十三次，每次发榜的前三名共有三十九人，绝大多数都得到高官厚禄，没有登上公卿位置的只有五个人。

宋代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也比以前扩大了很多。唐代每次进士及第的人不过二、三十人，宋朝时录取名额扩大了十余倍，一般总有二、三百人，最多时达到五、六百人。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除了正式录取的名额以外，又在落第的考生中再进行一次考试，“于是由再试得官者数百人”。这一种做法在宋代不只一两次，早在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就曾诏令录取参加过十五次科考但都落第的贡士一百零六人，说他们“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于是特赐本科出身。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在录取进士及诸科及第者三百余人外，又取科考十至十五次落第者一百八十余人并踢出身。后来对于在省试中多次落第的人另立名册上报皇帝，准许他们陪同考生参加试，叫做“附试”，称这些人为“特奏名”，这实际上决他们参加殿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属于特奏名的人，在附试最初是考论一道，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改为考问。特奏名的人数很多，例如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参加殿试的考生有八百四十人，而另外又有“特奏名”多型百余人。末代科举取人之宽实在可观。甚至还有这样的事:太宗时，有赵昌国上书要求应考百篇科，也就是一日之内亘作出百篇诗文。于是太宗允诺，为他出试题，拟了二十个令他以每个字为题赋五首律诗。结果他从早到天黑仅完成了十首，水平也不高。即便如此，太宗还是特踢及第，以劝来名皇帝这样优待考生，大规模录取考生，只能表明封建统治极力拢络中小地主中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