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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北宋的军政系统过于复杂,有着无人敢打破的三级结构。例如稳坐汴梁的仁宗皇帝,经常在无法充掌握解实情的背景下,被高呼政治正确口号的大臣所怂恿。然后将廷议精神转抄地方,让那些坐镇西北的士大夫文官去用心领会。
但最终的落实消化,势必仰仗于真正负责带兵打仗的前线将领。他们不但没有对整体策略的发言权,还必须为彰显忠贞可靠而埋头苦干。于是在一级催一级的恶劣态势下,做些基于本能最坏选择。大不了在溃败中以死谢罪,免得被监察官判定为造成失败的罪魁祸首。
相比之下,尚处开国上升期的西夏君臣就无此隐忧。李元昊本人就经常亲临一线,对事态发展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能力。若是需要分队机动,通常会委派麾下的部落首领代劳,根本不存在将不识兵窘境。加之战场毗邻本方的日常生活区域,自然对地形等环境要素的理解能更加到位。因而能长期保持进攻态势,并在指挥协调层面具有较多灵活性。
其实,北宋和大夏,在军力和制度上就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导致了最后宋夏战争中大宋一直处于被动局面,最后失利。
宋太祖赵匡胤出身武将,是通过“陈桥兵变”夺取皇位的,因此对武将十分忌惮。所以,赵匡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集中兵权,加强皇帝对军队的直接管理。为此,宋太祖先是将禁军的二司改为三衙,之后还让枢密院掌握调兵之权,形成牵制。此外,赵匡胤还利用更戍法,实现兵将分离。与此同时,宋太宗还实行内外相制的策略,将全国禁军一半驻扎在都城。
宋太祖的政策虽然有利于巩固皇权,但对军队造成极大的影响。每当有作战任务时,朝廷临时委派一员将领,率领一支临时拼凑的军队,搞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具有极高的战斗力呢,更别提打胜仗了。
宋太宗即位之初,先后两次对辽用兵,打算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全部以失败告终。此后宋太宗调整国策,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也就是说加强对国内的控制,对外采取消极防御政策。对此宋太宗解释道:“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自此,守内虚外也成为北宋王朝的祖宗家法。
然而这项政策对北宋王朝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首先是冗兵问题,宋太祖时全国军队才378万人,宋太宗时666万人,宋真宗时912万人,宋仁宗时1259万人。其次是冗费问题,由于兵员数量庞大,需要消耗大量的钱粮,据宋人的说法,“十分之九以供之,而犹不足者,兵是也”。与此同时,将领的素质,军队的战斗力也十分低下。
对于西夏的崛起,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官都缺乏警惕,而且表现得十分轻敌。宋朝的统治者认为,西夏的统治者都是贪图小利之辈,只要定期赐予岁币,就能将其安抚。而元昊则准备的十分充分,他派出大量间谍前往北宋境内刺探军情,就连宫中放出的宫女,都被西夏收买。可以说元昊对北宋上下了如指掌。
然而,北宋朝廷却盲目轻敌,对西夏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元昊称帝后,北宋群臣一致认为“元昊小丑也,请出师讨之,旋即诛灭矣”,在他们看来,灭掉元昊简直是轻而易举。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宋夏战争爆发后,北宋一直采取了积极进攻的策略,才导致了前期军事上的三场大败!总而言之,北宋的战败,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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