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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有去上学,我晓得。”大姐说。
“那还来问我做啥子?”我轻声咕哝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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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是长子,在家里很霸道,父母宠他,他也认为该受宠。1967年他十六岁时,街上所有同龄的少年,都抓了个红卫兵袖章戴着,就他幸运地挤上火车,到了北京,看毛。他从北京回来的那个夜晚,像变魔术一样,从身后抓出几颗玻璃纸包的水果糖,把当时年龄还很小的四姐、五哥和我给迷住了。
从1980年夏天开始,他就和父母闹别扭。这阵子,他正在楼下房间里向母亲发脾气,四姐的事是起因。母亲说他不顾家,白养了他。为了脱离开家,不和父母五哥挤在楼下房间里睡,他就跟街上一个姑娘神速结婚,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事后才告诉父母。“你的媳妇,从不叫我一声妈。”母亲说。
“她不叫,是她的事,”三哥一步从屋里跨到堂屋说,“反正我们从小长到大都未靠过你们当父母的。”他扔下这话就噔噔噔走了。
阁楼里的三位姐姐听见了,都未作声。
三哥从未与家人提起他在乡下的经历,也不提回城后在宜宾轮船分公司扛包当装卸工的事。他有理由抱怨,是三嫂说出来的。
70年代中后期知青开始回城,各级领导干部“”练厚脸皮,分配工作时开后门越发猖狂无忌:有后台的分到办公室,行了贿的分到船上学技术,无权无势的统统当装卸工。三哥他们一批青年装卸工,闹了一场罢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工人有此权。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党领导工人阶级,一看见“闹事”,就赶忙打电话,让保卫人员和公安局赶来准备抓“为首的分子”判重刑,甚至死刑——这是镇压罢工的老办法。但这一次罢工的青年们逮住了领导受贿的实证。“”后期惯用高压手段的领导,见到自己的尾巴被揪住,只能采取“和平解决”。罢工总算有了结果:青年装卸队全体人员,重新分配。三哥分配到长江上游通航的头一站趸船当水手,这是父亲曾经下放走船的航线。他明白自己受到了处罚。三哥咬着牙在那儿一干就是六年,凭着他自己四处贴寻人对调单位的手写张贴,在1980年年初,二十九岁时才回到了重庆,在一个水运队趸船当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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