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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办?听从母亲?不准备高考,就不能去学校,等于就见不到历史老师。后者最让我难受。而继续复习,别说下学期,就是本学期还得用的课本、作业本,都别想让母亲给钱。课本也许能借,作业本呢?着急之中,我想起父亲的病休工资那么低。夜盲症应该算工伤退休,该给全薪。如果我去把这件事办成了,父亲补几年的工资,不就有我的一份了吗?我壮起胆,乘轮渡过江到城中心。
“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鬼都不到这个旮旯角角来。”邻居经常抱怨住在这个地方。医院、煤店、菜市场、电影院、邮局,不仅隔得老远,而且高了或低了上百米,办任何小事,都得打定出远门爬坡的主意。我更是难得过江到城中心去。
1980年重庆长江大桥建成,从城中心跨江通南岸,南岸人兴奋若狂,欢呼的伟大胜利,以为从此就是半个城中心人。但不久就发现,我们这些住在隔江半山坡上贫民区的人,得往山顶走,直走到有马路的地方,乘公共汽车绕一个大圈,才能过桥。时间长不说,付的钱还贵,没沾到什么好处。只有遇上大雾封江,或洪水暴涨,渡船停开时,才去拼命挤公共汽车,从大桥上过江。坐轮渡,路要短些,还省钱,因此一切如故。
这天找到省轮船公司劳资科,大约下午三点左右。好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在看报喝茶,有个人在打电话聊天。
我问了好几声,没有一个人理我。然后,我走进办公室,说我是退休职工子女,来这儿主要是想问问父亲为什么没拿工伤退休工资?几个人仍然照旧,不予理睬。我再说了一遍,打电话的人搁了电话走过来,看看我,打着官腔说:
“一个姑娘家,还能到公司来,还晓得来问父亲的工资。回家去,我们做这种工作都按党的政策按办事,哪会有错?”
我觉得牙齿在抖,我不看说话人,眼睛盯着桌子,按打了一上午的腹稿说了下去:我父亲不仅不该拿病休工资,我父亲的工龄也有错,不该从1950年底解放后算起。他是1945年前参加轮船公司的,那时国共联合抗日,按文件该算工龄。
不等我的话说完,一个喝茶的脸刮得光光的男人站起来,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看你人年轻,还真有两刷子。也好,让你看,看完就别在这儿给我们添乱。”他掏出钥匙,打开柜子的锁,从摞成小山的卷宗中,取出一袋卷宗,翻了半天,才从一堆纸片里找出一个本子,翻到某一页:“你自己看吧!”
我按照他指着的地方,一看,吓了一跳:“梅毒治愈后遗症目衰。”我的父亲规矩得不让我们家孩子说话带一个脏字,他会有别的女人?决不会的,他心里唯有我母亲,他怎会和这样的病有丝毫的联系呢?我大声嚷了起来,“这怎么可能?我父亲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人!”
几个干部相视一下,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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